The Symbolism of Religion Images in Young Goodman Brown

1、课题的目的及意义（含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分析或设计方案比较、选型分析等）

目前国内外对《好小伙古德曼.布朗》的研究比比皆是，许多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主要人物象征寓意及宗教原罪等方面，例如，耿毅（2003）在《从<小伙子布朗>看霍桑小说创作的“原罪”主题》一文中就探究了霍桑如何提示和刻画作品人物内心隐私的“恶”的写作技巧以及宣扬“罪恶是人的本性”的“原罪”主题。他认为由于受加尔文教清教意识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霍桑在其创作思想中深深打上了“人人皆有罪”的烙印。Thomas E. Connolly在题为 “Hawthorne’s ‘Young Goodman Brown’: An Attack on Puritanic Calvinism”也谈到霍桑本人虽然也是清教徒，但不影响他对清教教义的揭露和批判，这篇小说毫不掩饰地批判了加尔文教关于原罪和全体堕落的教义。

从作品体裁来看，《好小伙古德曼.布朗》坚持一种罗曼司体裁。方成（2006）针对这种罗曼司体裁深入研究，分析其作为美国罗曼司传统个案的意义。从创作背景来看，《好小伙古德曼.布朗》中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与历史积淀，张华（2007）回溯霍桑家族的历史，从祖辈的经历中找出遗留在该小说创作中的影响。从创作思想上看，霍桑作品中无一不渗透着作者自身对人性、生命、社会的思考，四川师范大学蒙雪琴、季峥（2015）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人性观分析《好小伙古德曼.布朗》，说明霍桑把人的非理性因素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其作品中的人物是通过非理性的因素才最终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戚涛（2004）结合霍桑创作的历史语境，指出作品“主要旨在颠覆和解构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揭示其思想的利己主义实质。”另外，该短篇小说中出现的几种主要人物也被归类总结出来，分为女性形象、自然人形象、以及魔鬼形象，通过分析这些人物进一步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除了关注象征手法、罪错观、哥特手法、罗曼司手法等传统研究方向之外，应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宁波大学方英（2006）从人格动力的角度剖析《好小伙古德曼・布朗》中主人公自我理想崩溃、人格异常及因此经历的焦虑和痛苦。罗伊．R．梅尔(Roy．R．Male)在Hawthorne’s Tragic vision（1957）一书中运用神话原型理论对此短篇小说进行了基督神话模式的解读。他认为霍桑最有成效的主题就是关于人类的道德成长，而成功处理该主题离不开男人遭遇女人这一原型。在这个遭遇中，要么男人走向成熟，要么失败。如果他走向成熟，那么他男性的新教徒式的激进改革的空间视野必定被女性的天主教式的家庭的时间观念所修正。同时在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影响下，研究者不再将霍桑作品看作是清教历史的静态反映，而是更注重研究19世纪本身的历史文化形态如何影响了霍桑的历史意识，从而影响了他对清教主义时期历史的虚构和对现实事件的回应。比如劳伦斯•布尔(Lawrence Bull)在他的著作《新英格兰文化——从革命到复兴》(New England Literary culture-From Revolution to Renaissance)(1986)一书中分析了整个后独立战争时代的文化大气候。认为霍桑并不着眼于历史事件的记录，也不仓促地对清教主义传统作出价值判断，他更注重梳理清教徒历史与共和国发展之间的关系。查尔斯•斯旺(Charles Swann)在《纳撒尼尔•霍桑——传统与革命》(Nathaniel Hawthorne: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1991)一书中也认为历史意识贯穿《好小伙古德曼.布朗》的整个创作过程。

综上所述，纵观国内外对霍桑这本短篇小说《好小伙古德曼.布朗》的研究状况，虽然各种评论视角都有所涉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就现有情况来看，国内外研究仍将着重点反复停留在象征意义与宗教主题上，其他方面则未能深入探索，这种现象与霍桑本人在美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因此，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现代批评理论应更多应用于霍桑研究中，跨学科研究也会包罗更多未涉及的领域，有关霍桑及其短篇《好小伙古德曼.布朗》的探讨还会向着更加深入的方向迈进。同时现当代评论界许多人士在解读霍桑时，大多认为霍桑时持悲观厌世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看待人的，当然这也是他的小说所反映的一个方面。而我认为霍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人们指出：恶是普天之下皆有的事实，既然邪恶是人类生活中一直存在的现象，那么了解恶就成了消除恶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在将来的相关研究中，可以从作者的积极目的出发对《好小伙古德曼.布朗》的象征手法进行新的解读。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 19世纪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也是美国文学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而《好小伙古德曼 • 布朗》作为霍桑浪漫主义文学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中大量的象征手法和寓意的完美融合，也让它成为了美国文学中的典范。

象征主义则是19世纪末在法国兴起的一种重要文学思潮，于一战前风行欧洲各国。该流派认为“任何一种事物都具有与之相对应的意念含义．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是互相感应契合的，人们从每个事物中都能挖掘出其潜藏的象征意义，因而强调运用有物质感的物象，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把两个世界沟通起来”。象征主义文学先驱波德莱认为：颜色、轮廓、声音、香味都具有精神上的含义，这种含义通过作者的想象力在作品中得以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象征的运用使文本有了无穷模糊可能的意义，也使得读者有可能对作品产生无限种解读的可能。而正是因为所有的可能和解读都没有被明确地指出说明，作品便产生了强大的张力和永恒的艺术魅力。由于霍桑本人受到过清教思想、 超验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的作品往往通过大量晦暗的隐喻来展现他对人性善恶的思考。在《好小伙古德曼.布朗》这部寓言式中作者同样运用了隐晦的意象和很多有深刻寓意的象征来在揭示深刻的道德主题。

本文将从用象征主义手法对小说中的宗教意象进行再解读。试图论证霍桑运用象征主义创作此作品与其受清教影响有很大关系，清教的熏陶使他能够发现并运用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意象, 并赋予他们丰富的含义。通过对小说的物与景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该小说中的丝带，森林，露珠，拐杖，同伴，教坛，乌云，繁星，颜色变化及场景氛围都被作者赋予了明显的象征寓意。进而揭示出霍桑对“人的天然恶性”的思考和对人类深层次道德、人性、精神和信仰问题的积极追问，使广大读者通过这一短篇力作对作者整体的创作思想和作品主题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

2、课题任务、重点研究内容、实现途径

课题任务：

1）仔细阅读文本，找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意象

2）探索清教主义对霍桑作品创作的影响

3）分别分析文中代表性的物和景的象征意义

重点研究内容：

1、分析清教思想对霍桑的影响

霍桑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是17世纪在新英格兰施行清教徒神权统治的领导者的后裔。他的一个先人是当时的治安法官，因迫害贵格会教徒而臭名昭著，而另一个则是1692年担任塞勒姆女巫审判案的法官。到霍桑这一代的时候，他的家族已经没落了。颇具戏剧性的是，霍桑强烈地意识到他的清教徒祖先犯下的罪行，而这一认知让他更透彻地理解了隐匿在人性深处的邪恶。霍桑在年轻时读了许多关于新英格兰的历史和萨拉姆的巫术的书。所以当他写这类题材时，他总是得心应手。

2、文本分析

本文将从具有象征性的典型景与物两方面进行研究

1）景的选择

首先，故事发生的时间是费丝惧怕的黑夜，黑夜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与未知、神秘、 诱惑、罪恶和地狱等负面含义联系在一起，所以布朗这次不在黑夜中进行的旅行则也表现其性质的黑暗与堕落，他离开光明、背离信仰，逐渐发现人性中的隐藏的“黑夜”。其次，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广袤阴森的森林，森林又充斥着未知与自由，诱惑着人们前来追寻探索，为故事情节发展和主人公心里变化营造了一种神秘、深幽、压抑的氛围。同时作者写道森林遮天蔽日，天被遮盖住了，光明也难以寻见。这正如人性的善和虔诚的信仰被遮挡一样，罪恶遍布这昏暗、沉寂的树林之中。狭窄的道路在人穿过后又立即合拢，这象征着布朗陷在邪恶的包围圈中，情形险恶。

2）物的选择

首先是贯穿全文的妻子费思的粉红丝带。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 颜色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白色象征着纯洁美好, 而红色则通常代表着暴力和罪恶。费思的丝带是粉红色的, 介于白色与红色之间, 它寓意着人性中的善恶交织, 既没有完全的纯洁, 也没有彻底的罪恶, 也代表了人的信仰的不坚定。

故事中巫师的蛇形手杖也是一个重要的象征物。蛇在西方文化中就是“邪恶”的象征, 蛇形手杖上盘旋的蛇会让人自然地联想起伊甸园里的蛇, 而蛇在《圣经》里是引诱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在《好小伙布朗》中它也象征着布朗在蛇的陪同及内心驱使下一步步走向充满罪恶的林中深处——即社会的黑暗面。

在故事的后半部分, “露珠”也具有重要的象征作用, 它滴在布朗的脸上, 就像挂在脸上的泪珠一样, 布朗没有擦去它。冰冷的露珠象征着布朗眼泪的缺失,也就是他人性的缺失， 也反映了霍桑的反清教立场。霍桑坚持人性本恶的观点, 却反对一味的自甘堕落, 反对不信任他人, 不坚持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