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Foucault Interpretation of Subject Formation in The Handmaid’s Tale

1、课题的目的及意义（含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分析或设计方案比较、选型分析等）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代加拿大著名女作家，是布克奖和亚瑟•C•克拉克奖得主，并七次入围加拿大总督奖。其小说《使女的故事》于2017年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并获得艾美奖最佳剧集和金球奖最佳剧集。小说把环境污染致使生育率日趋下降作为背景，虚构了一个集权国家Gilead，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收为国有财产，分配给上层男性传宗接代，社会身份等级分明。其中话语成为了重要的统治手段，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承载着权力运作的痕迹，扮演着文化身份和社会秩序的塑造者。阿特伍德对女性生存境况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身份的聚焦上，在她的作品中，女性通常生活在父权社会中，社会地位较低，拥有很少的权力和话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迫和规训，最终走上了反抗和夺取权力、找回自我身份的道路。因而参考此前研究中对小说背景的认识、对女性角色身份秩序的认识，并结合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来分析《使女的故事》，有助于理解权力和话语运作的方式，从而探寻两者在共同塑造女性主体中的作用。这对于提高女性对自身生存困境的理解，警惕控制和压迫，寻找平等和自由的出路具有启发意义。

国内外阿特伍德作品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手法、艺术风格和主题方面，如成长小说、哥特式风格等。其中，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占据主流地位，其他批评方法包括精神分析、加拿大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反乌托邦和原型批评，也大多渗透着女性意识，使用福柯权力话语理论来解读《使女的故事》的研究尚且不够充分。国外学者Fredrik Pettersson (2010) 强调了在Gilead，人们认为男人的主导性是天生的、不可避免的，女人的自由必须被限制；而在“Gilead以前”的社会，女性权力虽然被官方所认可、却在事实观念话语上难以实行，正是这些有这些话语和观念作为基础，才有了Gilead的诞生。两个社会的女性都因性暴力、语言、知识、真理和权力受到压迫。国内研究者以王萍和张建颖 (2005) 为始，结合福柯的权力理论中“分类”、“注视”、“大众暴力”、“正常化”、“权力的动态变化”等概念，分析了《使女的故事》中的维护基列国秩序的权力策略以及消解这一秩序的抵抗手段，囊括了此类研究中的基本要点。2010年后，以丁林棚为主的研究者对福柯理论的应用转向了“话语”和“身体”两个重点。他们认为 “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1939—）勾勒的小说世界中，语言往往是权力政治和文化身份构建的核心。她小说中的角色对语言都有着特别敏锐的感受力，对语言要么保留着遥远的碎片记忆，要么就希望通过打破语言的束缚，创造新的话语方式来实现自我的重新构建。”而“身体不但成为暴力的承受对象，而且充当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擂台，成为各种力量交汇的场所，也成为社会话语控制、微观权力和规训机制运作的载体……最终服务于政治目的和经济功用目的。”

总的说来，评论界对《使女的故事》中话语秩序和权力运作的解读主要落脚于福柯、尼采和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探寻了Gilead作为一个政教一体的集权国家，是如何通过权力生产话语，规训肉体，维护统治秩序以及主人公是如何通过对话语和身体自主权的追求找回主体性、反叛现有秩序的。但是，对于不同阶层的女性在多种领域被迫“失声”的生存困境分析仍然不足，研究这一点有助于了解女性身份秩序的构成，警惕Gilead的产生。

2、课题任务、重点研究内容、实现途径

课题任务：

1) 阅读相关文献，总结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相关术语、基本论点和理论框架；

2) 分析《使女的故事》中集权国家Gilead的权力构成体系和对应话语权的分配状况；

3) 结合文本详析不同阶层的女性在多种领域被迫“失声”的生存困境；

4) 以女性身体为着眼点，着重权力作为文化意识形态工具对女性的规训和压迫；

5) 结合Offered的反抗经历分析女性对话语和权力的争取，为女性构建自己的话语秩序提供启发。

重点研究内容：

主体的塑造是福柯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权力、知识和话语是福柯理论主要挖掘的对象和主题思想，也一直是福柯研究的重点。福柯文选的编者汪民安（2016）指出，其重要作品“《词与物》和《临床医学的诞生》讨论了知识对人的构建，《规训与惩罚》和《古典时代的疯癫史》关注的是权力对人的构建。”而权力和知识是密不可分的，知识被权力生产出来，然后又使得权力产生功能，从而进一步巩固权力，两者构成控制和管理的共同体系，对主体进行塑造。

《使女的故事》以使女Offred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宗教集权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拉锯的权力关系、话语体系以及受其影响的主体。由于工业污染、核辐射等原因造成人口增长率大幅下降，末世情绪开始蔓延，极端宗教势力趁机崛起，建立了Gilead共和国。该政权将《圣经》作为一切行为的规范，并收回了所有的解释权，以图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提高生育效率。因丈夫卢克为二婚，Offred的婚姻被判非法，在逃亡失败后她遭到抓捕，女儿被国家抚养，而她因具备生育能力而被囚禁到感化中心，经过集训成为使女被分配给国家的高级官员。

论文以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切口，将权力知识的作用方式及其对于主体和社会秩序的塑造作用与女权主义批评方法结合起来，分析Gilead的权力构成体系和对应话语的分配状况，女性生存环境中各种具体细微的权力机制和话语配置，从而探寻女性身份秩序的来源和构成方法。

Gilead的权力策略建立在分类基础上，女人们依照权力和生育能力被分为夫人(Wives)、女儿(Daughters)、嬷嬷(Aunts)、使女(Handmaids)、马大（Marthas）、经济妻子（Econowives）、荡妇（Jezebels）、非女人（Unwomen）等等级；男人则也被分为大主教(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眼目（Eyes）、天使军（Angels）、守卫（Guardians）；每一类人通过穿着不同颜色的服饰来标示自己的权力。一套完备的监视和惩罚体系有效地隔离和控制了民众，持枪士兵和眼线无处不在，黑色巴士随时捉人带走审讯，高墙上悬挂着被吊死的反抗者，空地上不时上演着集体处决。使女被剥夺了姓名、工作、财产、生育自由和读写等权力，甚至不能随意与人交谈，唯一能接触的文本就是圣经，且只能由男性朗读给她们。

而使女并不是其中唯一的失语者，下到非女人（Unwomen），上到统治阶级的妻子(Wives)都在各种领域种面临着“失语”的生存困境。妻子Serena是吉列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暴动前的她是一个独立智慧的职业女性，后来却因为女性身份无法在典礼上发言，还要忍受使女介入自己的家庭；女儿需洁身自好，等待指婚；手段残酷的嬷嬷作为使女的教化者，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是在帮助她们免于沦落至妓女营等更不利的境地。没有生育能力的年老马大依附于上层家庭，操持家务和体力工作；经济妻子作为一般男性的妻子兼具妻子、使女和马大的职能；荡妇则在俱乐部中供男性玩赏取乐；非女人被流放到污染环境中。

政治权力不仅规训人的身体，而且将环形监狱式的监视体系进行改造，变成一种更温和而直观的服装管理体系以及仪态、速度、姿势等等身体行为规则。甚至生命也成为政治权力运作的领域，从而实现对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操纵。在基列国使女的身体受到了严格的规训，她们的自然身体受到压抑、经济身体受到操控、社会身体被剥夺，以承担Gilead超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机器”的职责。

权力也孕育着反抗，坚定激烈或温和持久的反抗，被剥夺语言的使女们运用手势语、耳语、符号及其它非语言手段作为交流和推翻政权的新代码，对名字和自我的记忆提醒着Offred保持主体性，叙事和书写也成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反抗出路。通过对基列国凝视机制和视觉文化的认识，奥芙弗莱德最终成长为注视的主体，成长为自己身体欲望的主体并且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父权压迫。